我向来是把那些所谓的好书放在属于自己的卫生间里以避免它们被束之高阁的命运，可惜自从吃素以来，连解决人生中重要的生理过程这样的大事情也被节制成三天一次，偏偏我又没有无故跑去厕所只为看书的好习惯，所以那些书只有冷落在角落中像是打入冷宫的女子等待联偶然的怜悯大发。
    其实我也是痛苦的，本当作催化剂的它们也派不上用场，就连翻到“敖德萨阶梯”那一页也不能提起我的点滴兴趣，戴着眼镜的老太太眼球中的子弹也永远定格在此，所谓的蒙太奇鼻祖终于等到一个不屑一顾的观众。
    可今天也不知怎么就想拉屎了（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词多么不雅，反而可以第一时间激发起人们的联想能力以无比形象的姿态诠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事件），我就兴高采烈地奔向卫生间。
    我讨厌《看电影》是因为一个女人。我不知道我恨不恨她，也许只是没有意向去判断自己的感情，我以为花在她身上的任何时间和精力都是一种浪费。
    但现在我终于找出了另外的理由。光彩华丽的纸页提不起我任何兴趣，光鲜的包装纸掩饰着的不过是永远都干瘪苍白的灵魂，不过也对，这杂志和上面大幅彩页印着的明星本是一气，也理应如出一辙。
    可是谁叫我非要考他妈的北广呢，就算脑袋拒绝接受也会自己用刀照脖子拉一个口子再把能用到的和可能用到的都顺着那个洞塞进去，才算安心了事。
    我是一个善于否定自己的人，可这事一般人我不告诉，又装得极像，所以每每装蛋总会有欺骗得手的快感。事后才觉故作姿态的恶心。
    
    这世上的幸福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一个人的兴趣和职业相统一。但作家除外。
    作家在没成为作家之前还是忠于自己的，一旦开始成为作家（“开始”的意思是准备踏上一条成为作家的路），就会首先把意识和方向靠近作家的意识，然后才让头脑领导文字成为作家的文字，而这还不是最可悲的。
    一旦他真正成为作家，才算彻底的背叛。价值取向已然偏离。用通俗一点的话说，他的东西不纯了。这是谁都控制不了的事情，即使你很想控制。
    所以那种幸福，是必定要抛弃掉作家的。
    
    我愿意固执地相信自己的歪理斜说，并以身示法。具体表现在我心血来潮翻来N本《萌芽》只为读到“新概念比赛获奖作文”。新概念、新思维、新表达。我只是想知道所谓的新这新那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文字，和思想。然后比较之间的距离。如果还不算远，会贴近；如果自己显得太平庸，作罢。
    我无意模仿别人，只是可悲地不再一意孤行，把骄傲的脑袋仰起来无知的自信洒了一地。还没开始成为作家呢，已经面临这样的境地。
    
    我时常在想何以卡尔维诺就可以大家风范地用他用不完的立意和妙语诠释不同文章的不同主题，何以《南方周末》中的所有文章都像是出自一人之手，就连说话的口气质问的态度都以假乱真。这种深邃的变幻和高度的统一是怎样达到的，如果每一个人的大脑都可以被复制，是不是连听者也省了太多事。
    
    我要写的东西，人家已经写得比我好多多了；我写不出来的东西，人家已经开始争分夺秒蠢蠢欲动了；我还在数落着否定自己的当而，人家已经奋起前冲了。我一面站在倒退的记忆和飞越的未来之间，一面慨叹自己如何浅薄无知渺小不堪，又试问这世间能一眼望穿世界的人能有几个？
    多么想纵声呐喊啊，文字的力量为什么就这样轻薄，无论怎样堆砌只是残垣断瓦，叫人力不从心。然而就连这呐喊也如此卑微，渐渐成为蚊蝇之声，或者只是长长一声叹息。
    我站在巨大而绵长的历史面前，宁愿自己身陷这长河之中，渴望经过沉重打磨后的铅华洗尽，渴望蹙眉紧锁，渴望胸怀天下的忧国忧民。可是，谁会将我推进深渊，谁又将重重思索浸染，谁能将无可磨灭的屈辱刻在我的脊梁上，一辈子向前。
    
    我总是无福消受那样的电影，尽管胡安的《西洋镜》倒也为华人争了一口气。
    周迅+王志文，害怕衍生出怪异的私人感情体验，我还没打算开发自己恋父情结的潜质。
    尽管胡安义正严词地说，“依旧”一词令人浮想联翩，因为它包含了女人历经磨难后成熟而别有韵致的状态，是女性精神世界的升华。
    自从我懂事之后就没打算有朝一日加入成为小资行列的一员，一直认为那不是我该抵达的世界。也许有做作之嫌，却也在最无意间流露出满可击溃的文字——或者干脆说日记吧，我在这世界上留下的文字还没什么权利以其他骄傲的方式出现并存在下去。
    但至少我是这样想的，也自然要这样去做。那种有一点哀怨有一点惆怅的情绪，甚至不及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否定，从小女孩到小女人的蜕变无须苛求，倒不如用历史压完肩头来得过瘾。
    美人依旧，倒不如美丽依旧，我们都该活得刚毅些，哪怕牺牲在所难免。